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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只拍了四部电影,却成为中国最牛逼的新生代导演

每日影单推荐2019-03-13 16:58:04




来源:宁浩口述

整理:鱼叔


我迷恋拍电影的原因,五年之前可能就是要赚钱,它是一个最合适的赚钱工具,但现在越做,我就越迷恋它是一种认知世界的工具。


每做一部电影,就是通过这个工具感悟到某些道理,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儿,也是我特别迷恋的事儿。


第一部片子,花了2万多块钱

当时我上学,2002年年底,写了一个本子《香火》(鱼叔此前写过一篇《香火》的文章),也不知道能干嘛,就给了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老师章明看,他又给了韩小磊老师。



韩小磊看后就说你这个东西挺好的,要不然咱们就把它拍出来吧。我想那当然好了。


他有一个进修的学生叫吴雨,他年纪比较大,本身也是深圳的一个地产商,他说可以投150万。


第一次见面是在传说中的天上人间,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也是最后一次进天上人间,然后在天上人间的一个K房里面聊电影艺术的事儿,聊得挺认真。

2000年时大家还是把电影当成一个艺术,因此没谈票房的事,只是去参加电影节,就是所谓的地下电影了,但当时也弄不懂这些事,反正有人给钱就拍呗。


突然有一天,韩小磊跟我说吴雨投不了了,因为当时电影局发了一个文,如果真的拍成了地下电影,对投资人有一个追罚款的问题,那个罚款会处以50倍以上,这个问题就比较大。


我想对自己有一个交待,把它作为一个学生作业拍了。


当时我跑到中关村去买了一台DV,花了两万多,我上学因为一直拍MV嘛,挣了一些钱,就拿了三四万块钱,但大制片张宇2万多块钱就帮我做完了。


年30开机,因为有春节的戏,需要这个气氛,半纪录地拍了,都找的是我当地的同学。


从30拍到正月15,中间还歇了两天,13号就拍完了,剩下两天就打麻将打扑克,玩,等到正月15那天,拍街上的一个望火的仪式,拍完这个仪式16号就回老家了。


后来回北京之后,忙着开学那点事,开学没几天,就听说韩老师去世了,我本来想剪完给他看的,但他突然就去世了,脑溢血。又赶上非典,人心惶惶的,然后学校开始封门了,整个社会停滞了,我也没有MV之类的活干了,就在家里面剪片子,大概剪了一个多月,剪完就放在那儿,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


然后我们就稀里胡涂地毕业了,连毕业答辨都没有进行,我们的毕业证都是隔着校门扔出来的,我记得当时我和我老婆谈恋爱嘛,就带一副羽毛球拍子,电影学院的校门不高,就隔着校门打羽毛球。


毕业了,一下子又挺迷茫的,不知道该干啥,8月份的时候,我在拍一个朴树的MV《colorful day》,在官厅水库那一带的荒郊野地,我们的摄影师给我打电话,说香港电影节的一个选片人叫杰克想看我那片子,我其实还没剪完,是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版本,我说那看吧。


在盛志民家,因为片子长三个多小时,他要赶飞机走,又看不懂,因为讲的是山西话,而他是香港人,他一边看我就一边讲,就看了一半,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大概讲完,他就走了,我想那个人连片子都没看完,应该没什么戏。

盛志民为了以示安慰,还请我吃了顿涮羊肉,我就没管了,又回去剪朴树的《colorful day》,同时还在拍别的MV,接活挣钱。


一直到九月份的时候,接电话,一看外国号,说我们想邀请你的片子参加诺加诺电影节,我说那是好事啊,但我还没弄完啊,他说那你抓紧时间弄完吧。


其实我也就是想免费出国旅游,于是就去了瑞士,玩了十来天,当时也不懂,说出国办多少天,我说办个十来天呗,但发现去了很无聊,去了三天,所有的地方就逛完了,剩下一个星期在酒店呆着,很无趣。


楼底下还有个很小的赌场,里面也没人,所有商店礼拜六礼拜天都关门,特别无聊。在瑞士还把自己关在阳台上,当时我跟我的经纪人闲得没事干,就在阳台上晒太阳,他没事就拿脚扒拉门玩,哐门就锁上了,锁上了发觉门得在里面开,我就在腰上围了个浴巾,里面什么都没穿,他就穿了个三角裤衩,三角裤衩前面还印了一个米奇,后来他翻旁边的阳台去前台找人开的门,后来我就把这个桥段放在了《疯狂石头》里了。


接着12月,又被邀请参加东京参加电影节。


当时不懂,后来知道,你参加完一个电影节,你会收到各大电影节各种乱七八糟的邀请,基本可以实现周游世界,免费旅游,大家都给出机票和住宿。


当时我在那个剧组里,干得不太顺心,刚好出去晃晃去,就稀里胡涂地去了东京。整天和朋友就和我们家的日本干儿子在街上喝酒。他很早就在中国留学,过年也不回家,就在我们家过年,他就带着我在东京酗酒,每天喝得烂醉。


有一次找不着宾馆,进了楼,拍手,灯也不亮,按电梯按钮,按半天,然后迪——整个楼都响了,按的是火警按钮。我连忙往外跑,跑老远了楼还在响,酒醒了一半,然后还是找着了,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,直到有人推我才醒。


几个日本人在那儿说,找了你很久了都没有找到你,我说怎么回事,他说你去受赏。我就赶紧起来,浑身酒气,给我发奖的是金基德



金基德的翻译说,你有酒的味道,他说提前走漏消息了吗,你提前庆祝?当时《PTU》什么的都在参赛,我根本没想过拿DV拍一个破玩意儿能拿奖呢。




后来就又转到香港电影节,又拿了一个大奖。这个学生作业给我带来了两个比较大的肯定。


第一部电影是几万块钱的规模,第二部就是上十万的规模了

从东京回来我又去拍《中国式离婚》,在临杀青在一个小洋楼里头拍蒋雯丽她娘家那场戏时,接到蓝瑞龙的电话,说我们看了你拍的《香火》,有一个儿童片叫《乒乓小子》,有没有兴趣。我说我回北京聊吧。


2004年1月11左右号回到北京,回到北京就和他见了面,当时电影学院有一个老师想做这个事,因为这是农村片,而且是儿童片,占了这两项,就有一个国家的基金资助,大概有个50万—80万的资金,如果有电影频道买,150万的投资应该就能收回成本。

当时的电影都这样,除了几个大导演,能拍那种成千上万的电影,像我们那种在线下挣扎的,能拿到这个,已经算很好。而且这个已经是中国制片行业的通常算法,电影频道多少钱,能不能拿到华表奖,以奖金来作为回收保证。

当时的生态圈特别恶劣,但我当时看完那个本子,还是没什么想法。讲的是南方某镇的小孩打乒乓打得特好,就带领一帮农村的孩子打乒乓球,打出农村,打向城市,最后把校队给灭了。片子还有一个要求,要去一个南方镇上拍,那个镇有十几座石桥,如果你能把那十几座石桥都拍下来,就能给点赞助。当时全是这样。

但我对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有感觉,打乒乓这事这个套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,中国人打乒乓球,就跟中国人踢足球一样,没有悬念。当时我是拒绝了。

然后就回来,继续拍MV什么的。三月,一次在新疆饭馆吃饭,新疆饭馆不是挂了一张巨大的画,上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什么的,突然就觉得打乒乓球这事儿得放在内蒙。当时有了这个想法,还比较兴奋,当时我就打他电话,说我想去内蒙看一下,只要我改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就行了,农村片,牧区也是农村嘛。他说可以啊,其实这个片子他已经在找别人拍了,但他听完,他觉得这没准也是一条路,然后我就开车奔了中蒙边境。

我有一个习惯,就是拍摄之前一定要去现场看看。我从小画画就是这样,我想画一幅向日葵,我会先到向日葵地里坐上一上午,逮逮蚂蚱,这个特别像印象派,就是我要捕捉我的第一感知。当时画向日葵时我呆了一上午,临走时天阴了,风吹起来,那个唰的声音一下子进入你的脑海,我画的时候那个脑子里那个声音一直在响,那个干枯的叶子是我的动力,能够让
我沉浸到那个氛围里去,要么我就是只是画了一幅画而已,它就不能给我一种呼吸感。


如果我要拍古装片,我也要先去那个古代的城里去坐一下想一想,当时大概会是什么样子,那种东西会给你一种触摸感,有肌肤的感觉。我对电影也是这样,虽然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,因为背负了许多其它别的考量,但我希望兼顾其它考量的情况下,这个东西我还能保留,这种第一感受的捕捉会使你的东西区别于一般的工艺品。


这样剧本《绿草地》写了一个月,然后四月就杀出了就开始拍,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,就是磨难。



当时那个老师做制片人,150万,我前面预支了20万,一切都按步就班地准备,差三天就开机了,打电话给我说,香港投资方撤了,投资方撤了,就没钱了,他的意见是推到明年再拍,我说不可以,我说所有的人员都到位了,演员都选完了,如果推到明年,基本上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是不可能了。


然后他从北京去,我从边境向回开,然后在锡林格勒盟找了个宾馆住下来,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,最后定下来还是要拍,没钱,就大家凑钱,我和蓝瑞龙一人又出了10万块,加上前期20万,一共40万,我说还好,前期没花太多钱,我们就在这40万之内把它做出来,最后超了,超得不多,最后四十六七万。

我说按这个做法,咱们就不要拍胶片了,拍磁带,然后跟所有人谈,能留下的留下,想走的走,缩减编制,原计划一个半月,实际20天把它干完了。


第三部片子,从几十万到了几百万,刘德华给了我最大的自由

我做事情是这样的,首先是看我自己有什么。为什么前面是偏艺术类的,因为我只有那么些钱,我只能干那点活,我只有40万,你指望我能拍出花来,不行,我的镜头量支持不了,只能用长镜头的办法快速地把这事儿说清楚。我不能拍动作,我就拍意境,这个是不用花钱可以做得到的。


当我钱多一点时候,我知道我可以把它放大了,我有机会去改变那种拍一套电影只想着去靠奖金,靠拍别人的石桥拿赞助的情况。

我也了解这个资金的背景,不是不负责任的,首先刘德华不指着我发大财的,这笔钱他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回收了,你只要放心去耍,拍这个片子,任务就完成了。这个老板给了我最大的自由,我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包袱的去干这个事情。


当时我有三个选择,一个是焦雄屏找我拍一个700万的电影,另外一个选择是一个法国人,500万的电影,刘德华这个是最少的,但他是没有要求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反而做得比较洒脱。




《疯狂的石头》在2001年就写了一个雏形,去找了两三个投资人,基本上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,说咱们聊聊吧,交个朋友,然后就是要不你就签在我这儿吧,我觉得你挺有才华的。两三个投资人之后,我就拒绝再去找了。


我记得拍完《香火》之后,还有一帮混三里屯的导演问我,唉,你为什么不出来混,你得混啊,你得跟大哥喷理想,得把大哥喷晕了,才能拿到钱。我当时说我不太会混,主要是我也不屑于这样干,因为这样干没有必要,而且关键问题也不在这儿,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找人家要钱啊,凭什么啊,就像你跟个我说,兄弟我有一理想,我想买套房子,你给我点钱吧。


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钱啊?除非说,兄弟我有一个理想,我能为你挣多少钱?你去求别人没用,所以我是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无聊的谈判当中。


第四部片子,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的投资,终于上道了

《疯狂的石头》是一个巨大的改善,但没那么快,有一个发酵期,我发现在中国,大概需要一年半到两年,大家要观察,会不会有危险。


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,碰到了韩三平这样的人,他属于有魄力,胆也大,民企老板兜里就这俩钱,他赔了害怕,国企没这个顾虑,所以马上第二部他就追进了,这又是我的一个保护层,我就又不用浪费时间跟别人谈,这个大哥已经说了,这个钱已经给你了,报预算就成了,不要超过多少钱就成。

后面才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找我,尤其在《疯狂的赛车》上映之后。因为他们看到你能放大资本,一千万你能卖到一个亿,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,如果脱离中影,不见得是这样一个数字。

我现在还是不见投资人,上次去青联开会,碰见南方一个游戏公司的投资人,他非得跟我聊,所以有一天就约在夜店CoCo Banana 门口。我给他一顿打击,他说我要给你投资1.5个亿,我要给你做成中国第一套3D电影,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,他说我做了一个游戏《九阴真经》,你也要怎么样。


这话不小心让我感受到了膨胀,我就向他说了,我干不了你这活,让我消化个两三千万,我能干,1.5个亿,我干不了,我不是一个烧钱的机器。我觉得这哥们人也不错,我是很实在的跟他谈,我问他是怎么赚来的1.5个亿,他说我们蜗牛公司是靠实力,一步一步做起来的。我说跟你们做游戏是一个道理,今天你能举得你动画产业的成功,是你对它充满敬畏,但你不能因为你获取一个权力的时候,你就藐视另外一个行业的规律。一个人的毁灭,通常都是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控制权力的时候获取了权力。跟你一样,我也是尊重这个职业的,所以我不能帮你这个忙。我也希望你考虑我的话。


四部片子的积累,终于可以拍一部随心所欲的电影了

《无人区》,我最原初的冲动,是人性两面的斗争,在当下,人性分为动物属性与社会属性,七情六欲是动物性,奉献责任,这是社会属性,这两点始终都是对立统一的,人都有善良的一面,也有自私的一面,恶的一面,这善与恶一直对立统一在人性里。




从动物来说,最基本属性是生存和繁殖,人性中的动物性都是服务这两样的,比如男人都是花货,女人都是要求安全感的人,雄性花粉会在风来的时候飞得满天都是,所以很多人花粉过敏,这和男性的精子多是一个道理。我要求的扩散率,而雌性花蕊是等待受粉,受精成功我就要收起来保护种子,公狮子是到处乱跑,母狮子则是领地欲最强,这都是正常的,连植物都这样,人怎么可能有所改变。这是不是说所有男人,都出去花吧。



与天道相统一,其实不是,因为人这种高级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,出现了另外一种东西,叫社会,也就产生了社会属性,而面临社会属性时就面临一个问题是付出。


我经常举一个例子,一只猴子上树摘挑子,容易被老虎吃掉。两只猴子发现两人合作,就能都吃到桃子,还不被老虎吃掉,一个放哨,一个摘桃子,这两只猴子都面临一个新的问题——付出。摘桃子的要懂得不要把桃子吃完,要给下面的留下一部分,而下面那只要懂得,饿死也要在那挺着,让他先吃。


如果两个人有任何一个背叛此付出原则,此关系不成立,他们还会被老虎吃掉,这是解释了人的社会属性与付出属性。


所以人生下来是不会教你吃奶等这些东西,而是会教你扶老太太过马路,孔融让梨,拾金不昧,善这种属性是通过教化传承的。在几百年的教会之中,它开始进入基因,因此有了一定的侧隐之心存在。

人在善与恶的斗争是非常难选择的,这让我觉得这个片子中的人物是有意思的,他处在一个自我分裂和自我救赎的状态中,最终你怎么摒弃恶还原到你的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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